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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怀远在北京市税务局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数字税收论坛上表示，北京市税务局致力于以数据效用的深度挖掘、跨部门数据资源链接和场景化应用融合来驱动税收征管智能化转型，今年以来，智慧北京税务在延展数字化、智能化场景链条，让科技赋能满足纳税人需求方面取得了成效。
郑怀远介绍，北京市税务局在全业务革新过程中，统一应用“数据驱动”思维，促成了工作模式、制度体系、工作效率的三重转变。
以退税业务为例，首先，退税改革以全税种“去人工化”转型为方向。通过对全税种进行“去人工化”可行性分析，尝试逐步建设出取消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审核、退库办理环节的无人干预式“AI智能退税”新体系。目前上线的退税智能机器人，采用计算机“自动发起＋自动审核＋自动到账”的“三自动”设计理念，通过调用金税三期、决策二包、大数据云平台等6个应用系统数据，依托4大类47个算法实现“数据＋规则”智能处理，将以往的“面对面、纸递纸”工作模式，转变为“无人化、数字化”工作模式。目前“AI智能退税”框架下的车船税退税业务已完成系统建设，后续多税种的智能化退税体系将陆续完善到位。
最后，退税改革以全节点电子化应用为助力。北京市税务局积极打通纳税人、税务、银行、国库间链路，在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办理、国库银行退付等全过程取消纸质资料流转，并组织协商统一了各部门审核标准，实现了全链条、跨部门的电子化秒级数据传递。
对此，郑怀远表示，深入推进全部领域和关键环节革新，需要让数据思维成为驱动发展的蓬勃动力。一方面，关注数据活跃度。不能让税收数据仅以“静态”形式沉淀在表证单书中，应在其有效的生命周期内充分攫取使用价值，通过场景化的多重组合，不断提升数据的访问数量和应用质量；通过“数据＋算法＋工具”赋能，输出个性化、自动化供给，实现数据最小颗粒度“珍珠链”式的灵活组合。另一方面，把握数据流动性。现阶段的税收大数据不仅局限于税务机关的主动采集，更涵盖了各类信息系统通过多渠道交互而获取、存储、衍生形成的多维数据集。在保证数据安全和应用合法的前提下，不能让税收数据停留在点对点的单线串联中，更需注重跨部门、跨领域多线程并联处理的数据链条，引导多源、多模态数据的复杂关联和效用实现。
数字化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让“以数治税”的制度优化和制度安排支撑顶层设计，保障改革持久的生命力。郑怀远表示，近年来，税收征管完成了从1。0模式向2。0模式的迭代，实现了全程电子化管理。在改革进程中，要取得系统性、规模性应用成果，离不开工作思路的整体规划和工作制度的同步创新，需要基于数据化、要素化的逻辑进行配套流程再造。闯改革新路，需要向数字化要新活力，向制度化要新动能，通过“边破边立”地不断改造完善制度体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发展形势。
税喵提醒：2、应注意留存企业真实购入设备及所购设备已投入使用等相关资料，以规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企业之间就采购设备真实性产生歧义。
3、如果合同（协议）、资金支付证明、会计核算资料等方记载金额各不相同，17号公告并未明确如何确定所购资产计税基础，此种情况下应关注未来新文件及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具体规定。
依照17号公告规定，企业购入B设备，2021年改为查账征税后，可按剩余折旧年限8年税前扣除折旧。同时应注意，企业2021年及以后年度扣除折旧的基数为80万元，而不能以100万元为税前扣除折旧的基数。
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税收法规及征管环境存在差异，加之数字经济兴起引发对国际税收规则的挑战，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2。0时代，国际税收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目前，各个国家（地区）税务部门十分关注跨国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可能存在的转让定价问题，对跨国关联交易的监管和调查力度不断加强。因此，“走出去”企业在享受各国（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要重视可能存在的转让定价风险。本文将分析“走出去”企业从设立到运营阶段可能涉及的转让定价问题，并提出有效应对风险的建议。
融资问题是境外子公司设立和运营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为了降低企业集团整体资金成本，增加集团内资金的流动性，满足集团成员在不同时间的资金需求，集团通常通过统一管理、调配资金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资金的最佳配置，融资关联交易不可避免。境外子公司通过融资关联交易获取资金的常见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直接股东贷款，即股东利用盈余资金向子公司发放贷款；二是银团贷款，即由集团内授信较好且资金流动较为灵活的子公司作为借款方，从第三方银团获得贷款，再通过直接投资或关联借贷的方式向集团内关联方提供资金；三是公开发债，指在本国或海外市场通过公开发债的形式进行融资，可能涉及关联方担保及关联方借贷等关联交易；四是海外融资平台，即集团选择在融资成本较低的国家（地区）搭建融资平台，统一进行募资和资金集中化管理，再向集团内关联方提供贷款。上述融资关联交易的定价安排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往往是税务机关关注的重点。
生产准备期的筹备活动所产生的大量费用，一般被称为开办费用，计入管理费用。投产运营初期的试生产阶段，由于产量低且销量少，往往不足以有效吸收、消化初期的开办费用投入。加之企业开办初期产能不稳定、生产效率低下，企业成立初期的产品单位成本通常会极高，亏损巨大。因此，境外子公司设立初期的亏损可能会引起当地税务机关的关注。
企业集团为提高在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可能通过集团内成员公司提供服务（如市场、采购、销售、财务、人力、法律咨询等服务），整合集团劳务资源，实现协同效应。对于总部在国内的企业集团而言，如果向境外子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关联服务，但缺乏合理有效的集团服务费分摊方式和转让定价文档支持，也可能会引发当地税务机关的质疑。
“走出去”企业在投产运营阶段可能涉及原材料的采购与销售、设备的采购与租赁等有形资产关联交易。有形资产关联交易的定价高低，将直接导致集团经营利润在交易发生国家（地区）间的分配产生不同结果，影响相关国家（地区）的税基，因此一直受到税务机关的重点关注。